准此，道德人格独立且优先于现实的利害遭遇，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殆乎道。

《礼》《乐》不过是死的僵化的条文与法则，而不是活的道理的言说。官人百吏就是所谓的王官，其身份恰如《要》篇提到的巫史，荀子说他们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不过把书籍作为取禄秩的工具。

（《论语·述而》）加之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宣言，使后世常常以周孔并称。《万章下》云：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可以看出，季札论乐的核心乃是德的观念，如《小雅》体现了周德之衰，《大雅》表现了文王之德，《颂》则是盛德之所同的气象等。于是，我们也许可以提出在先秦儒家中至少存在着五经和六经两个经典系统的不同。由此，荀子特别注重从人格生命的角度来描述所谓儒者或者君子的形象，这在此前的儒家文献中是少有的。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好既拉近了圣人和作为读者的我的距离，同时又给对圣人之道的效法提供了情感的基础。22 《左传·僖公十五年》记韩简云：龟，象也。然而他对少赏的解释，则揭示了赏与罚(利与害)的不等价。

换句话说，在驱动人行动的趋利与避害之间，避害更有刚性与普适性。韩非子指出：奉法者强，则国强。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对绝大多数人来言，他们的理性计算的对象仅仅局限于眼前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求赏罚要立竿见影。

(18) 就奖赏来讲，对于一个已经享有除了做君主之外的所有荣华富贵的人，即使奖赏对他还有驱动力，他的努力就再没有可以奖励的了，除非让他替换君主。⑩在《八经》篇第一段的后面，韩非子明确地将毁誉与赏罚同列为驱使民众的工具，其前提是人对声名的在乎。

(17) 进而言之，《韩非子》的这两段引文所着重的，是与儒家争锋、而非天下大治的愿景。只不过，到了赏罚的极限之后，赏无可赏、罚无可罚，就更难找到韩非子系统内部的解决。在指出众人的善的脆弱性之后，宋洪兵认为：唯有‘圣人才能在不利的环境中坚守自己的意志。总之，基于韩非子对人性的认识，即物质富足以后，人对利的计算会被掩盖，为了让赏罚机制不失效，就不能让民众(乃至国家)达到这种富裕状态。

⑤詹康就指出，与韩非子不同，孟子认为人性是根本的，是胜于情势的。这意味着在驱动力上讲，毁誉不如赏罚，起的是辅助作用。⑨对这种环境论，蒋重跃也给出了类似的反驳，并进而指责没有独立于环境的善的道德力量的观点是彻底的性恶论(蒋重跃，第134页)。我们可以反驳说，韩非子的性朴或者他兴许可以承认的性善，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但是，现实中很多惩罚都有滞后性。

后者应该成为君主和重臣。这种不断扩张，一方面是出于对安全与温饱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可能是来自欲望的无限膨胀。

《孟子·滕文公上》的另一段里面，孟子也明确指出人只是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就是说，物质富足本身不能自动导致民众变得有教化德行。在进一步展开的时候，韩非子似乎还是在谈利用厚赏重罚，没有处理赏已经失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可能会铤而走险，破坏法律，例如陈胜、吴广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毁誉与赏罚不一致，对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是有害的。他承认人性中有善的一面，并且在物质丰富的条件下，它足以让人类处于和平状态。但是，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首先，这种环境，并不包含某些情势决定论者所讲的文化因素。

(《韩非子·有度》)因此，如果君主是理性的，他就应该为了私利而奉法。这些立法者之所以为群体的长远利益服务，也是为了利己，与以仁、爱民为最高标准的儒家之君子不同。

第一，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人皆有朴素的仁心，但它极度脆弱，只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才有作用。这种依赖于外在的约束，可能与韩非子讲的法的约束，有相近的地方。

饥荒之年，物质已然匮乏。韩非子人性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的理性假设。

(11)《韩非子·备内》里面也提到：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韩非子号称的民众安居乐业，君臣相亲相爱，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只是说说而已。也就是说，韩非子的理性政治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同时，《老子》似乎没有疏客必食的说法，它所描述的人性更加朴实一些。

韩非子的国家治理靠的是赏罚的有效性，但这种制度对这种儒家意义上的君子失效。与赏无可赏对应的是罚无可罚。

在《韩非子·五蠹》里提到的草木之实和禽兽之皮这样易腐烂的东西足以让民众满足的古代，再多占有也没有意义。(见杨玲、闫丽红) (15)《商君书·开塞》里面也有类似的说法。

但这种对用不明显的时候，民也可以指所有人。他这个断言，应该是不成立的。

在赏无可赏、罚无可罚的这两种极限情形下，韩非子依照趋利避害的人情设计的完美制度，就崩溃了。即使我们可以叫它性恶论，他的立场也在某些方面比荀子更温和。(见詹康，第113页)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过上幸福生活。他所讲的善心脆弱，完全可以是从其容易被掩盖的角度上去讲的。

在趋利与避害之间，韩非子认为避害比趋利更具有驱动力，这是他推崇重罚少赏的一个原因。为了这个目的，他有意隐藏他对人性的三分看法，而刻意加重人是审慎利己的命题，来哄骗读者，并且诉诸美学等面向来吸引人主听从。

在对利害与荣辱的计算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即所谓民众或者民众)只有就眼前物质利益计算的能力，只有少数人能够就群体的长远利益进行计算。在《韩非子·五蠹》里面，包括前面《韩非子·解老》所引用的文字里面，倒是有很多要抑制奢侈品的说法。

对此，韩非子可以说，人类独特的地方，在于人的行动是基于利害计算的理性选择，而动物只是靠天生的直觉。(见詹康，第115-116页)并且，本文也会揭示，韩非子对人性的理解是复杂的，其复杂性可能会被误认为韩非子没有系统的或内在一致的人性理论。